[4]何谓具体行政行为?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对此作了规定。
民法代表国家居中调整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幸福追求权领域拓展的内在驱动力是个人自主的勃动。
但是现代社会，尤其在信息时代中，人格权的保护更加强调自决的保护，而非消极防御。因此其尊严概念无法演绎出下一层次的价值。在过去，所谓宗教自由的内容一直被认为是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等具有历史背景、内容相对客观的宗教行为。但若如上述，依阿列克西的权重公式也并不成为问题。康德认为一切东西要么具有一项价格，要么具有一项尊严。
人格之是与人之是在外延重合，我与我的人格的关系代表了我与其他人格的关系。《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人人享有人格自由发展的权利，只要其不侵害他人权利，不违反合宪性秩序与道德法则。因此，试图效仿犯罪成立要件理论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提供判断模型，需要予以全面证明。
1908年清廷出台的《违警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治安法规。也无论是采用类似《德国违反秩序法》的三要件，还是为我国传统刑法学所主张的四要件，我们都很难在同一份行政处罚的文书中看到齐备的要件。这是违警罪的雏形，也是行政处罚责任的原始开端，对世界各国公法责任体系的确立影响深远，是最早提及类似行政处罚责任类型的立法文本。[127]朱新力：《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我国《行政处罚法》未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加以规范，远远配不上总则的角色和地位。至此，违警罚从刑罚中彻底脱胎，在公法责任体系中获得了独立身份，违反秩序法已经不是真正刑法意义上的‘刑法了，而是历史或者传统意义的一个用语。
另一方面，由于需要兼顾成立要件体系的逻辑性和完整性，因而我们对体系之中任何一个要素的理解，较之以往而言也会更为细致和深刻，而这无疑将会成为行政处罚理论研究新的知识增长点。在具体的证明程度上，也较刑罚更为宽松。如果事实判断不成立，自然也就无所谓法律判断与责任判断。[120]对于现实来说，思想总是迟到的。
[30]但是，伴随着现代福利国家的出现，国家义务从消极地不予侵犯转变为积极提供各项公共服务，法益逐渐趋于复杂化。熊樟林：《非行政处罚类裁量基准的制度反思与重构》，《法学评论》2019年第6期，第34-47页。[38]该学说一方面承认，将法益作为区别标准在现代社会已无理性可言，从而否认了质的区别说的绝对性。[100]但是，这只是理论研究的愿景。
2.裁判文书中的判断模型。[22]沈岚：《中国近代治安处罚法规的演变——以违警罚法的去刑法化为视角》，《政法论坛》2011年第4期，第183-184。
学者们出具的简单模仿刑法学的四要件体系，[4]存有牵强比附之嫌，同时四要件在刑法学界已日渐式微。[64]但令人失望的是，旨在规范政府行为，并一贯对德国法抱有浓厚兴趣的相关立法者，在1996年《行政处罚法》中却对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按下未表。
[53]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最高行政法院1986年309号。此后，《违警罚法》在我国大陆和我国台湾地区展开了不同图景，在行政处罚与刑罚关系上差异明显。但是，违法性判断恰恰相反，其追求的是实质法治，需要超越规范判定是否存在对行政法益的侵害，依据的不是既已存在的法，而是法背后的精神与价值，是作为法的法。[97]与德国、奥地利立场一致，我国之所以制定《行政处罚法》，也主要是为了给现代社会日渐兴起的违反秩序罚提供一套有别于刑法总则的适用准则。[76]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违法性本质》，载《第七届全国公法学博士论文优秀论文集》，第429-445页。参见《德国违反秩序法》，郑冲译，《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第87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于可以将刑法学称之为类型刑法学。（1）在该当性上，如中国证监会在欧阳鹏、聂建华等案中认为，民安证券行为严重违反原《证券法》第73条第3款挪用客户所委托买卖的证券或者客户账户上的资金的规定，构成原《证券法》第193条所述挪用客户账户上的资金的行为。
在大陆，1957年颁布实施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其内容较为简单。四、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模型论之价值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模型化，就是一种将各个要件予以组织化、有序化、合理化的知识系统。
同时，立法者通过行政法规定各种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类型，也表达了对此类行为的否定和谴责，给公众提供了行为指引，警示不得实施此类行为，从而能将公众行为规范在社会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或最低标准之内，起到抑制违法的作用。就行政法而言，没有与法益相对应的概念，行政法规往往是为了确保行政权的实施，是为了维护公权力机关的利益，法益逻辑在行政处罚中难以成立。
行为人必须是具有法定责任能力的人。行为性质不是相对人主观认识所决定的，不能由于某个人态度恶劣，穷凶极恶，便直接断定其行为具有违法性，这是一种过去被刑法学所谴责的主观归罪的逻辑。形式违法性将违法性定格在违反国家规范层面上，违法性就是违反法规范。如苏尚智认为，构成行政处罚的要件有：（1）违反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义务。
在行政执法中，成立要件并不被行政机关所固定，他们一般只是会对构成要件的该当性严格遵守，违法性和有责性只是可选要件，而不是必备要件。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和犯罪行为都对法益构成了事实上的损害，只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对法益的破坏程度较为轻微，犯罪较为严重而已。
[9]林山田：《订立行政罚法，以代违警罚法》，《中国论坛》1979年第8期，第12-13页。参见城仲模：《奥国行政罚制度析论》，《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977年第2期，第123页注[13]。
因此，行政处罚同样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平衡自由与效率的有责性判断方法。[66]胡锦光：《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133页。
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主题上，我国行政法学界早期所作出的努力，似有东施效颦之嫌，应当予以摒弃。[21]戴鸿映：《旧中国治安法规选编》（内部发行），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43页。[50]城仲模：《奥国行政罚制度析论》，《台湾大学法学论丛》1977年第2期，第123页。譬如，对于急救而闯红灯的行为，如果按照四要件理论，应被定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而具有可罚性，因为其满足四要件中的所有内容。
[43]〔德〕恩施特·贝林：《构成要件论》，王安异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基于正当程序的要求，行政机关也开始注重公众参与形式的运用，包括从完全没有任何程序的口头谈话，到几乎接近审判型的听证程序在内。
只不过，它所呈现出来的只是一种粗糙的、暗存的面貌，内容要么是零散的，要么是缺失的，并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譬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97年（United States v. Sinskey）案中，[93]仍旧表示政府无须证明被告知道（know）自己的行为为法律所禁止。
[36]Hellmuth Mayer, Strafrecht, 1953，S.71-72.转引自黃守高，《现代行政罚之比较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0页。[106]尹田：《民法典总则与民法典立法体系模式》，《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第4页。